2010年7月，盱眙大云山1号墓中出土一枚双面篆体铜印，制作精美，文字清晰，一面阳刻“诚信”，一面阴刻“信印”。这枚印章一面世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和猜测，如有人提出，墓主可能是七国之乱的带头大哥刘濞，这枚印章是刘邦在其出任吴国国王时接见他，当面授予他的。刘邦为防止他造反，给了他这枚“安抚专用章”。据《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记载，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后，的确举行了“授印”仪式，并且预言在其死后数十年东南方有人要造反，因此谆谆告诫刘濞不要胡来。不过，刘邦授给刘濞的当是“吴王之玺”，刘濞在七国之乱中被杀后葬在江南丹徒，这是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事情，因此，1号墓墓主不可能是刘濞，此印章也不可能是什么“安抚专用章”。不过，此枚印章的印文十分独特，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中国有着丰厚的印章文化，印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在秦朝以前，公私印章都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十分霸道地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为“玺”，其他人的印章一律称为“印”或者“章”。汉承秦制，不过，汉代诸侯国的王与王后的印章也可称为“玺”，如1981年在扬州邗江甘泉山出土的“广陵王玺”是汉代广陵国国王的金印。当然，汉代普通百姓的印章形式丰富多样，印文亦富于变化，最常见的是姓名下加“印”、“印章”、“之印”、“私印”、“信印”、“印信”等字样，也有加“臣”、“妾”等字的。如1975年在天长北岗（在东阳城附近）9号汉墓中出土一枚龟钮铜印，印文为“宋佘信印”，墓主为汉代东阳县的宋佘，“信印”为衬字。再如1991年在天长三角圩1号汉墓中出土了五枚铜印，印文为“桓平私印”、“臣平”、“广陵宦谒”，考古专家推断该墓主人生前为西汉广陵国的谒者属官。据此，大云山1号墓随葬印章上面“信印”二字是汉代印章中常用字，但另一面的“诚信”二字在汉印中却是十分罕见的，暗示着墓主有不同寻常的身份和文化修养。
   从形上来看，大云山汉墓1号墓出土的印章属于穿带印，又名“两面印”，为私印的一种。印体左右有孔，可以穿带，故名。印的上下两面都刻有印文，大都一面刻姓名，一面刻字号，盛行于汉代。如1990年，在东阳小云山1号墓中出土一枚双面铜印，边长1.1厘米，正反面印文分别为“陈何贾”、“陈君孺”，由此可知其主人为载入《史记》、《汉书》的汉代名侠陈君孺，“何贾”为其字号。也有在印文上加“臣”、“信印”等字的，如2002年在在西安市郊区西北政法学院校内20号汉墓中出土2枚双面铜印，一枚印文“张汤”、“张君信印”；另一枚印文“张汤”、“臣汤”，应为墓主之印，墓主为西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张汤，曾主审包括陈皇后巫蛊案在内的许多政治大案，张汤生活的年代与大云山汉墓墓主的生活年代相同，具有可比性。
   从内容来看，大云山汉墓1号墓出的印章又属于吉语箴言印。这类印起于战国而汉代最盛，内容十分丰富，有表现男女爱情内容，如“相念”、“真心”、“益意”等；有讲个人修养的，如“中壹”、“壹心慎事”，强调的是处事专一、谨慎；有表达对安定生活向往的，如“交仁”、“民乐”、“安众”；更多的是对富贵财利、福禄长寿的渴望，如“巨侯千万”、“日就富贵”、“福寿”等等。“诚信”为修身之语，此印章为国内首次发现，内容不同一般。“诚信”的意思是诚实守信，在中国古代，最早将“诚”与“信”连用的是春秋时代齐国名相管仲。他说：“贤者诚信以仁之”（《管子·势》），“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纽带。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子也极力倡导“诚信”：“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荀子·致士》）。意思是说，执政者诚实守信，往往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整个社会也稳定祥和；而如果执政者自身喜欢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于一片混乱。司马迁以“诚信”赞扬李广，“彼其诚信于士大夫也”（《史记·将军列传》），可见，自春秋到西汉时期，思想家们一直主张“诚信”是政治家的美德。笔者曾着文，推断大云山汉墓的主人为东阳人堂邑侯陈午，其祖父为汉初开国功臣陈婴，史称陈婴“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史记·项羽本纪》），具有“信谨”的品德，深得百姓的拥戴，被推为起义领袖。“信谨”就是诚信、谨慎，是儒家推崇的美德。陈婴是汉初经刘邦、吕后多次清洗而幸存下来的少数非刘姓诸侯王之一，他的孙子陈午后来又能同汉文帝、窦太后的独生女馆陶公主结婚，窃以为其主要原因不在于门第、权势、钱财，而在其优良的家风和人品。大云山汉墓的主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生前以“诚信”为自己治印也就不难理解了。(王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