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事必躬亲，鞠躬尽瘁。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周恩来多次参与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战略实施，以远见的卓识和高超的能力，排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掌握统一战线的方式方法，凝聚各方共识于民族解放、祖国统一、国家建设和世界和平上。他在创办黄埔军校、推动北伐战争、领导南昌起义、解决西安事变、举行重庆谈判、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中国外交以及研发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实践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取得了开创性的伟大功绩，其中都有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身影。他在联络交友、做工作中处处都展现了极强的统战工作方法和艺术，连同会见方式、时间安排、地点选择、轻重缓急，都充满着统战艺术的奥妙，堪称我党统战艺术大师。我们就从关于周恩来同志的几个故事中细细评味他的统战艺术魅力：

 一、善饮而多谋，真挚待人中彰显统战交友之态。酒有别肠，周恩来可能延续淮安人善酒的特质，唯一的喜好就是喝点酒。因长期做统战工作需要应酬，他酒量很大，且杯中酒从不掺水作假，曾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1945年，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期间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不断，周恩来总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替毛泽东挡回国民党人士一圈又一圈的“攻势”，酒酣之后愈显神采奕奕，机敏过人又不乏诚恳，以至于有一位在场的记者竟发出了“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的由衷感慨。总理与人碰杯时，总是面带微笑，友好地目视对方。但他从不勉强别人。如果客人不善饮酒，他总能谅解，说“能喝就喝，不能喝也没有关系”。而他自己从不马虎，如果“干杯”的话由他自己说出口，就一定会喝完，绝不应付。

但周恩来也有喝酒“不干脆”的时候。1943年7月初，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趁共产国际被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受命后加紧战前部署，恰逢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重庆回延安路过西安。胡宗南让周恩来执弟子礼（胡宗南系黄埔军校一期生）提出宴请周恩来，并密令多敬酒将周恩来灌醉，还从当时在西安的黄埔军官中选出能喝酒的30多人。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接周恩来赴宴时提醒小心，提防被灌醉。招待宴会上，时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向周恩来致欢迎词，提议在场众人向周恩来敬酒时说，“这第一杯，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闻听此言，周恩来立即举杯在手，站立起来微笑着说：“我作为共产党员，愿意为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吧？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听闻愣住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的人更是不知所措。这时，周恩来手捧酒杯，举目四望，不卑不亢地笑着说：“看来各位有难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还是免了罢。”黄埔军官的夫人们经王超凡授意以周先生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曾倡导过黄埔精神为由敬酒，周恩来便问道，“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说得最好，我就同她干杯。”那些夫人们哪知道什么黄埔精神呢？胡宗南只好强装笑容在一旁打圆场：“今天我们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场上“冷”了下来，在座的那些国民党将军们一见沉不住气了，他们也排成一个长队，每人手中都举着一杯酒，以黄埔弟子名义，向老师敬酒。周恩来起身道：胡副司令长官说过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我这个政治部主任能不谈政治吗？胡宗南被“将”住了，只好尴尬地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要他们喝，算是罚酒。”来挑战的将军们只好一个个干了自己杯中的酒。周恩来也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走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地问他们姓名、职务、是黄埔几期的。将军们回座时，一个个喜藏于胸，丝毫没有被捉弄的感觉。临别时，周恩来举起酒杯说：“感谢胡副司令长官的盛情款待，听闻这几天社会上盛传胡副司令长官的大军正在向西调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胡副司令长官已经告诉我，那都是谣言。我听了很高兴，大家听了也都会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借胡副司令长官的酒，向胡副司令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土地，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祖国建设成自由、独立、幸福的世界强国！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也不勉强。”说完，他自己一仰脖子，喝了个杯底朝天。胡宗南一听，这杯酒哪能不喝？他和所有在座作陪的人也都跟着干了杯。

（1962年1月5日，周恩来与科学家钱三强、周培源在茶会上）

二、为友为敌着想，细微之处彰显统战交友之道。张治中在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从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虽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在桌下却把酒言欢。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从此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长达十年，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际，张治中才出马带兵。全国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来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等人要回南京复命，周恩来恳挚而动情地挽留张治中留在北平，他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地下党组织接张治中的妻儿秘密北上。在机场，当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接代表时，张治中看到是自己的夫人和其他九位家属，用颤抖的手，用力握住周恩来的手：“恩来，您太会留客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细微处见真挚、见真情。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在重庆市区的《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上，周恩来正在会客，当得知有一群大学生前来访问时，会完客后，亲切地同青年们握手。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同志把青年们一一向周恩来同志作了介绍，当他介绍到一位女大学生时，解释说：“这是傅冬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急忙严肃地回答：“我爸爸是个大军阀！”周恩来同志听了后笑了笑，和蔼地对她说：“不对！傅作义将军是抗日将领，你回去对他说，我向他问好。”后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这与周恩来所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军人的态度，恐怕也不无关系。

（1963年12月，周恩来与陶铸、张治中等参观黄埔军校旧址）

三、为国之未来高瞻远瞩，留学生政策中彰显统战交友之功。早在1944年，周恩来同志与上海医学院地下党负责人计苏华同志就有过一次关于出国留学深造问题的长谈。周恩来说，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弱点，但是革命却不能没有他们；今后解放了全中国，需要他们发挥才干，建设新中国；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打破这个黑暗，还要想到为迎接光明到来，应该做些什么工作。鼓励其设法到国外进行深造，并希望计苏华联络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的理、工、农、医科大学生，争取机会，出国学习科学，掌握科学。1947年底，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计苏华把分散在美国各地学习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并吸纳其中积极分子成立了进步团体“建社”。“建社”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的，意寓“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机构。在1949年底祖国向留学生发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号召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功动员了不少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专家学者，冲破重重阻挠和封锁，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仅在1950年8月，就有包括钱学森在内的124位中国留美人员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旧金山，踏上归国的旅程。尽管途中有钱学森等6人被分别扣在了美国、马尼拉、日本，但是仍然有包括邓稼先在内的118位留学生途径香港成功回到祖国，投身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中，成为推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强有力的知识分子生力军和高水平科学技术专家学者队伍。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

周恩来一生致力于党的事业，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总能抓住大家的心，就连敌人都不能不为之折服。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接触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总理总能让各方放弃争执、搁置己见，促进各界人士大联合、大团结。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